皇帝的“玺宝”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秦始皇统一中国，功超三皇，名盖五帝，为了位传万世，表现至高无上的权力，首开玉制国玺之风。尔后历代仿效，收集与刻制国玺成为帝王受命于天、镇国安邦的象征。

    有关秦代御玺，早期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关于传国玺的形制，大都说是用蓝田玉镌放而成，螭虎钮，印文为李斯篆书，可是印文的内容却其说不一。据《宋史?舆服志》称：“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这传国玺之外的六玺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其中“皇帝”三玺用来处理国内事务，“天子”三玺用来料理外事活动。《史记》说秦王子婴颈上吊传国玺降刘邦，未提及六玺和其下落。因而秦是否另有六玺成为疑案。无论怎样，秦制七玺是历代帝王治玺必加仿效的旧制。汉代有传国玺及八宝，皆以玉为之，玉螭虎钮。据《后汉书?舆服志》载：除传国玺及皇帝、天子（之、行、信）六玺外，还有“神宝，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宝，以封禅礼神”。同时，明确了玺、印、章的等级区别，在材料上，除皇帝用玉外，其他人只能依等级分别用金、银、铜。自此以后，等级制愈演愈严，《宋史?舆服志》说：“两汉以后，人臣者皆金印、银印、铜印。所制诸司用铜印，宋因之。”此外，在印大小上还规定了若干长度标准。

    三国时，魏文帝得传国玺，在其旁刻隶书曰：魏所受汉传国玺。东晋时，自晋元帝历经数帝，因无玉玺，“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子天子”。（《玉奎谱》）但《晋书?舆服志》说：晋穆帝时有乘舆六玺，“遵秦不改”，可惜夫谈这些玺是金制还是玉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流落民间的传国玺失而复出，为此着重记述，指出此玺为“秦始皇蓝田玉玺，螭兽钮，在六玺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魏、晋和南朝刘宋时期的宝玺，完全袭用汉制，不但“乘舆六玺”的印文、铃用范围和汉代的六玺相同，其质地和钮式也模仿汉玺。北朝和隋的宝玺制度有了若干变化。

    隋代国玺有八种。据《隋书?礼仪志》载：其中金玺三枚，它们是天子（之、行、信）三玺皇帝（之、行、信）三玺，则用白玉刻成。六玺皆为一寸二分，螭兽钮，另外便是传国玺，它以“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凡八字。”这是正史中首次具体描述传国玺，无论真伪，可知玺的颜色、大小、浮雕、篆文等情况。玺方四寸，远远大于当时一般玉玺，表明其地位非凡。

    唐代比隋代国玺数增加一枚。按《新唐书?舆服志》记载，这些玺皆用玉制成，其中传国玺及皇帝、天子（之、行、信）望已占七枚，所剩其一是“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其二是“受命玺”。受命玺是唐太宗建国初所刻，“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李世民汲取隋未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子孙受命后“有德者昌”，这在封建历史上，开前代帝王认识之先河。武则天对所有的玺都改称“宝”，中宗复位，又改回称“玺”。到玄宗开元六年，又复称宝，此后各朝代的皇帝印章，就均称“宝”了。

    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政权更迭，并非所有政权都刻过国玺。后晋天福三年，石敬塘依唐制刻成白玉螭首皇帝受命玺，文曰：“受天明命、维德允昌”，然而玺成后仅八年，其政权便倒台，颇值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