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德性修养的目的，就超越的一面看，固然是要启发仁心的自觉，涌现文化的理想，以上契于天。而就存在一面看，则是人面对有限的气质生命，予以超化、成全。所谓“下学上达”，下学就是要人全面投入困限重重的现实人生，就在困限中、过错中学;上达就是要人厘清无限与有限的分际，彻底摆脱有限气质的羁绊，而体证到绝对的形上境界。而下学上达既为一体，则向上的超越与向下的投入也是一体。你愈能深入自己的气质中多了解它一分，便愈能少受它的羁绊一分，也愈能向上多超越一分。到头来你的下学适足以成为你上达的凭借，而气质生命便不成为你的限制原则而反成为你的表现原则了。而这种转化便称为气质的成全。

　　当生命尚未经德性修养的转化而只是一份原始的动物性生命的时候，我们可称之为“气质生命”，这状态下的人则可称为“小人”。

　　当生命已经历过洗练，启发出自作主宰的仁心，并秉此仁心而转化了它动物性的原貌而具有意义，并呈现出优美的品貌来之后，我们便可转称之为“德性生命”，这状态下的人也可以转称为“君子”。

　　所以气质生命与德性生命原是同一生命的两种状态，小人与君子也是同一主体的两种层境。前者是生命未完成的状态，后者是生命不断在趋向完成的状态。而其间转化的关键就在仁心的自觉。也就是在主动的修养。

　　我们说主动的修养，是有别于被动的训练的。被动的训练权柄操于他人，所能成就的仅是气质上一技一能的发挥，而人格的独立自主不与也。要养成一个坚强独立、自主自由的人格，乃必须要靠仁心的自觉，始克为功。而这一点也就是孔子所开启的最重要义理。

　　在这一点关键义理上，孔子因此努力转化了传统君子小人的地位，而赋予二者全新的意义。原来在周的封建制度之下，君子与小人乃是指一种客观的身份阶级，君子就是政治上在位的贵族，小人就是被统治的平民。而且这种身份在“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的世袭制度下，还是无从改变的。所以你是君子或是小人，根本是一生下来就已决定。

　　但到了孔子，却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贵贱关系，他首先将知识教导给平民，打破了贵族平民的限隔。更开出一条自我肯定其价值而不由环境决定贵贱的德性修养之路。于是君子—小人便从政治身份的意义转化为德性层境的意义了。在这意义下，人人都可以经由自我的修养而成为一个君子，你若事实上没有成为君子，那不是由于你力有不能，而只是由于你不为。这便开启出最可贵的人格尊严来了。一个人能自我开启出这种自作主宰的人格尊严，便能逐渐摆脱气质的拘限，而逐渐获致精神上、人格上的自由境界。而这便叫做气质的成全。

　　在下文中，我们便来讨论一下君子小人之辨。看看小人或说气质生命，其本质为何?有哪些特点?遇事会自然做如何的反应?也看看君子或说德性生命，其本质为何?有那些特点，遇事会有如何不同于小人的表现?以便我们可由此有一种憬悟。

　　君子的本质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君子与小人的最重要分别，当然要落在他们的基本心态上。因为若单从外表来看，君子和小人都很可以是非常努力用功，而且也各有其奔赴的目标的。换句话说，他们都各有所达。单从这里看，君子小人并无分别。所以要分辨君子小人，还当从他们所奔赴的目标是何种目标来看。

　　原来小人无论如何努力奋斗，所为的无非是衣食，所惧的无非是饥寒。当然衣食也是人生所需，为衣食奔忙也无所厚非;但若仅为此劳碌一生，则毕竟与动物的生活何异?仅为衣食努力终身，这样的达便称为下达。

　　至于君子则不然，他在衣食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要在精神上修养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于是，他在衣食上便不会有过度的需要与追求，只要能维持生活，便可满足。而他人生的努力重心，遂从衣食转移到道德文化的层面了。而由于这一转移，人的衣食行为便顿时不止是动物的生活，而具有支持人的精神去从事人格修养的意义。像这样，由于努力目标的提升而也使得人生命与生活的境界全面得到提升的表现，便称为上达。

　　于是，上达与下达便成为君子与小人最本质的分别了。

　　最后，还须有一点提醒的，是孔子并没有卑视小人，更没有卑视衣食生活，他只是认为作为一个人，仅此是不足的而已。在《论语》中，孔子唯一痛恶的只有乡愿。后人将虚伪诡诈的人称为小人，其实已不符原意，至于小看衣食，标榜道德，则更不免虚矫而有失孔子平正通达的本义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上一章说君子所追求的在上达，也就是道德人格的建立;小人所追求的在下达，也就是现实生活的满足。但什么叫道德人格?而追求衣食的特点又在何处?却还未详说。在这一章，孔子就通过“义”与“利”的观念来更作说明。

　　所谓利，其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仅为个人打算的，因为衣食本来就只照顾自己的躯体肚皮。小人的生活目的既然只为衣食，所忧既然只在饥寒，那么又怎么会不只为自己打算?所以说小人眼中只看到一个利字，心中只明白一个利字。

　　当然，在这里仍要提醒的，是这里所说的私利、所说的“仅为自己打算”，还没有后世那种损人利己乃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烈意涵;而只是平平道来，纯只描写人的爱心尚未启发之前，那种邻于动物的、自然如是的生活状态。

　　而至于义，其最重要的含义当然也就相应地是指不仅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更能扩及于他人，对人我做一整体的、合宜的考虑的。乃因君子所重，既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求仁，而“仁者爱人”(《颜渊》)，所谓道德人格是不可能封闭在一己之内而得到完成的。他必须要超越过一己生命的封限，以通到他人的生命中与之合为一体，也通到他物之中而赋予它丰富的意义。所以他一定视人如己，而且爱物惜物;因之他凡事的考虑也一定是要将他人他物包括进来，予以一体考虑的，如此才叫做义，心中才会安。否则，若只为一己打算，以致有意无意地伤损到他人他物，便会于心难安。所以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而如果一己的衣食生存与整体的存在矛盾，则基于整体的考虑，甚至宁愿牺牲一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以求心安，所以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凡此，就是表示君子心中，时时刻刻所执持的处事标准，只是一个义，一个人我一体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