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最早由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随后，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有句非常有名的话来诠释‘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由此成为中国古典哲学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由‘道’而衍生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哲学概念，在文革中，‘形而上学’被引入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中，一句‘形而上学猖獗’，使许多理论工作者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在八十年代的高中《唯物辨证法》、《政治经济学》两科课程中，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这对哲学概念有相当的篇幅。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周易·系辞传》，都源出《周易》，《易》被列为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已经是勿庸置疑的基本观点。当代汉语‘理论’一词，尽管可以被理解为‘道’，但其哲学内涵却异常苍白，没有春秋笔法所包含的‘万一’，所以说，用‘理论’一词来论述古典哲学中‘道’这个概念，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能力读懂《周易》。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是春秋笔法，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我的解读是：孔子直截了当的承认，我孔子的学说来源于《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的解读是：“《易》里面的义理，是可以执行的，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道理。《易》里面涉及的名词，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名词。”孔子和老子的学问，都来源于《易》，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各自表达了对《易》理的独特理解，一定意义上，《道德经》、《论语》、《诗经》、《周礼》、《尚书》都是《易》的另类表达形式。另类表达形式，就是老子、孔子各自导‘道’的成果。孔子一句“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概括能力，明显高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非常道”用于用于哲学概念，所指的就是‘解《易》之道’;“非常道”用于执政，指的是‘天下为公’之道;“非常道”用于读书，指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以上三个“非常道”，最要紧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诗经·卷耳》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文章，起首的一章说：“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这里有个重要概念‘周行’，‘周’说的是《周易》，孔子说“吾从周”;‘行’的理解就非常复杂了，主要指两钟理解，读HANG音，理解为涵意;读XIN音，理解为人性、信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性、信仰’，合成则成为‘仁、信’，‘仁’、‘信’是儒学的两个重要哲学概念，《论语》在谈‘仁’的概念时有‘里仁为美’，在谈‘信’的时候有‘民无信不立’，这些重要的观点，归于中国语言按发音来组建新词语的原理，这个原理，一是春秋笔法，一个就是易理。《诗经·鹊巢》说：“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这个‘两’，大的方面来将，说的就是‘春秋笔法’和‘易理’;就《易》理上说，说的是‘刚’与‘柔’、‘阴’与‘阳’、‘吉’与‘凶’、‘学’与‘习’、‘道’与‘德’等两两之易。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壮大、衰落的周而复始，无不被汉字、汉语所左右，具体来说，无不被依据《易》理造出的文字和读音所左右。只要用汉字，只要讲汉语，你都在用易理在说话，用易理造出的汉字表达你的主张。尽管《易》理读不懂，他已经化入了一个个汉字中;尽管春秋笔法失传，他已经化成了千百个成语、千万篇传世的华章。

　　‘春秋笔法’和《易》，就是中华文明独特的“非常道”：智慧在其中，传奇在其中，可以君子万年，可以经营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