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

　　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至夭蘖，桑谷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大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白话易解】：

　　鲁哀公有一回向孔子请教说：“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天意，不单是由人决定的啊。”孔子回答说：“祸福都决定于自己罢了，天灾地妖对它是不能施加影响的。”

　　哀公说：“好。但您所说的，难道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孔子说：“过去，在殷纣王的时候，有一只小麻雀在城楼上生了一只大鸟，占卜说：『凡是小的养育大的，则国家必定兴旺，国运一定昌盛。』于是纣王凭借着雀的吉兆，不治理国家政务，残暴到了极点，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阻止他的，以致敌军来了，殷国就被灭了。这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天的意志，使得本来是奇福反而变成了大祸。

　　还有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的时候，政治紊乱，法制败坏，以致庙堂之上长出了桑和谷的幼芽，才七天就长成双手合抱那么大。占卦的说：『桑和谷本来应该生长在田野，不应长在庙堂之上，料想国家可能要被灭亡了吧?』太戊听了非常害怕，于是很谨慎地修养身心，考察先王的仁政，明确养民的良法。这样过了三年，远方的人仰慕他的仁义，展转翻译到殷国来的有十六国。这也是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上天的意志，转祸为福。所以天灾地妖，不过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异梦怪兆，不过是上天用来警戒人臣。灾妖不能胜过良善的政治，寤梦不能抵过人的善行。能够明了这一点，便可以实现最好的政治目标。唯有明王能通达此理。”

　　哀公说：“我要是不这么鄙陋，一再向您请教，也不可能听到这番很受益的话啊!”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可以互相转化。懂得这个道理，便不易被外境动摇。因为一切皆有原因，不在外，而在自己。因此，当人生遇到顺境，飞黄腾达之时，不必过于高兴，否则得意忘形，反会引来祸端。遇到逆境、挫折，也不必灰心失意，能谨慎修身，广行善事，仍然可以转祸为福，遇难呈祥。

　　鲁哀公以为，祸福天定，却不知是自己造成。因而，祸福的转变，也在于自己。夫子知道此理，引用了以往纣王与太戊的实例来说明。我们能静心细看，其实于最初的祸福之兆，也是由自身引来。像殷纣王帝辛继位后，于起初重视农桑，鼓励耕作，于是国力强盛。他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因而，有了吉兆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后期，殷纣王却居功自傲，建鹿台，造酒池，穷奢之极。宠爱妲己，滥用刑罚，又杀比干，囚箕子，远贤臣，以致牧野之战时大批俘虏倒戈，国家灭亡。

　　由此可见，祸福皆由于自身造成，天灾地妖不过是警示而已。因而有言：“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孟子亦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能从自身寻找原因，那么，遇到灾祸之兆，更当起惭愧心，忏悔过往，改恶向善。如此，不仅有利于灾难的化解，还能转祸为福，使幸福更加绵长。